摘要：构建绿色金融体系是上海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助力生态文明建设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核心支撑。近年来，上海市持续深化绿色金融实践，依托金融产品创新与制度供给优化，在绿色低碳产业培育中展现出积极成效。面对绿色金融标准认定存在差异、区域性配套激励政策覆盖面有限、绿色项目环境效益市场化补偿机制尚未完善等现实挑战，本文从完善绿色金融标准框架、搭建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设计多元化政策激励工具等维度提出系统性建议，旨在为上海打造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提供政策参考，也为全国其他区域探索绿色金融发展路径贡献可复制经验。
关键词：上海；绿色金融；经济发展
一、上海市经济发展情况
由表1中上海2012-2024年的经济数据可以看出，上海近十年来的GDP数值稳步增长，除2020年受疫情影响增速为1.7%，其他年份增速在6%以上，2024年GDP增速达14.2%，从2012-2024年一直保持经济快速发展，实现GDP翻二番。在产业结构变化上，第一产业产值波动变化，总体上呈下降趋势；第二产业产值平稳增长，而占比则平稳下降；第三产业产值和占比均保持稳步增长，总体呈上升态势。上海作为国家中心城市，超大城市，中国的经济、交通、科技、工业、金融、贸易、会展和航运中心，是长江经济带的龙头城市，经济体量大，现代化程度高，长期以来第三产业的高速发展，拉动着上海经济整体上快速发展。
数据来源：上海市统计年鉴
数据来源：上海市统计年鉴
图1：上海市2012-2024生产总值和三次产业情况
二、上海市主导产业概述
（一）集成电路产业
上海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中，集成电路产业最具竞争优势，也最有希望成为全球领先产业集群。上海市拥有集成电路企业约2599家，从业人员40万余人，占全国的63%。近十年来上海集成电路产业销售收入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20.36%，并逐步进入了持续稳步较快发展的新常态。已形成了集设计、制造、封测、材料、装备及其他配套、服务于一体的完整集成电路产业链，是国内集成电路产业链相对最为完整、产业结构最均衡的城市。在制造方面，聚集了中芯国际、华虹宏力、华力微等一批知名集成电路制造企业。集成电路全产业链正在形成“朋友圈”，临港新片区正以“东方芯港”为依托，打造世界级集成电路综合性产业基地，实现材料、设备、设计、制造、封装测试的完整集成电路产业链布局。
（二）人工智能产业
上海人工智能行业已具备一定市场规模，人工智能行业均衡分布的特征明显，在核心基础圈、技术开发圈和场景应用圈均有重点企业。上海依托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致力于发展无人驾驶、AI+5G、智能机器人，AI+教育、AI+医疗、AI+工业等应用场景。据统计，2024年上海人工智能核心企业为10660家，泛人工智能企业超过3000家。上海不仅培育了依图、深兰、图麟等一批人工智能领先企业，而且还吸引国内外人工智能龙头企业在沪设立重要的研发基地，如BAT、华为、微软、谷歌、科大讯飞、云从等。马桥人工智能创新试验区是上海重点打造的人工智能产业、人才、技术、应用的集聚地，未来将重点发展智能机器人、智能运载系统、智能传感器、智能新硬件“四智产业”，规划建设超过1000万平方米，融商办、研发、制造、居住于一体的产城融合区域，上海工业智能中心则坐落其中。将以“AI+工业互联网”为特色，建设立足上海、辐射长三角AI研发和应用的“集成样板间”。
（三）生物医药产业
生物医药是上海最具特色、最有优势的产业之一，长期保持着全国医药工业的第一，各类机构、人才、企业相对集聚，质量管理水平领先。为支持生物医药创新型企业发展，市经济信息化委主导成立总目标规模500亿元的上海生物医药基金，首期境内已募集资金近100亿元，重点投资符合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战略的关键领域。2024年年底，《上海市支持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行动方案（2025—2027年）》正式发布，明确提出设立100亿元生物医药产业并购基金，支持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促进产业链整合，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至2024年末，上海共拥有30余家科创板生物医药企业（全国110家）,50余种生物医药企业研发、引进和生产的药品纳入国家医保目录。以张江为创新枢纽，整个上海的生物医药产业正在创新药、高端医疗器械、新型疫苗的研发攻关和产业化上全面发力。据统计，国家新药研发机构有1/3集聚张江，国家重大新药创制项目有1/3布局张江，全国获批的一类创新药有1/3源自张江。张江企业在全球开展的创新药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项目超50个。
（四）航天航空产业
上海航空制造产业链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主制造商自身能力不断增强，产业集聚效应凸显，平台建设取得突破，2020年实现航空制造业总产值约500亿元。在产业链配套上，上海有着强大的优势，培育了10家左右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关键配套企业。其中，CR929结构件和关键零部件本地化配套能力达到40%左右，机载系统本地化配套能力达到30%左右，并带动飞机和零部件制造装备的研发和制造快速发展。优化航空制造产业链“2+X”空间布局，围绕航空飞机总装制造、零部件生产制造、航电系统研制、航空维修等方向加速布局，推动上下游配套企业协同发展，推动产业集聚，提升产业能级。
（五）新材料产业
上海在发展新材料产业上有着诸多优势，新材料领域相关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功能平台、协会联盟众多，据统计，有六所高校院系开设了新材料相关学科的专业教学研发、6家科研所、28家新材料相关实验室和研究中心及技术平台、4家新材料行业协会联盟，为上海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全面保障。上海市新材料产业企业众多，分布着近600家企业，主要行政区新材料企业数量都在50家以上覆盖金山区、青浦区、松江区、嘉定区、闵行区、浦东新区等，正逐步实现跨区域的产业发展基地，延长新材料产业链，根据各城市的特点优势，对产业链资源在长三角区域进行合理分配，带动产业上下游配套中小企业发展。
（六）智能制造产业
上海一直致力深化5G、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数据和制造业融合程度，打造成为中国智能制造应用新高地、核心技术策源地和系统解决方案输出地，推动长三角智能制造协同发展。经过前期的持续推进，上海市智能制造发展体系基本形成，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在汽车、高端装备、航空航天、船舶海工、电子信息等重点领域已累计建成19家国家级智能工厂、100家市级智能工厂，完成1000多个智能制造场景推广和落地应用，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智能工厂测评率超70%。此外，核心打造“一核一带”智能制造产业集群，“一核”是临港世界级智能制造产业中心，“一带”是由浦东、闵行、嘉定、宝山、松江等区域形成的智能制造近郊产业带。整体上，将智能制造的重点聚焦在智能化转型和新模式应用，打造了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七）电子信息制造业
上海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主动对接“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国家战略，围绕建设与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依托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以浦东新区、漕河泾为核心区，以松江、青浦、嘉定、金山等和国家大学科技园为拓展区，打造若干电子信息制造业特色产业集聚区，积极加强与长三角地区产业联动发展，推动企业在国内投资布局及跨境发展，发挥上海电子信息制造业的辐射引领作用。
（八）石油化工及精细化工制造业
上海作为我国最早一批崛起的石化产业基地，发展至今，其石油化工及精细化工制造业已相对集聚，其主要分布在横跨奉贤区与金山区的上海化学工业区、杭州湾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地处金山区的上海金山第二工业区，加上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高桥石化公司和上海华谊(集团)公司，形成杭州湾北岸“两区一带”的产业布局。
（九）汽车制造业
上海的汽车制造业主要布局在嘉定区、浦东北部以及奉贤区。其中嘉定区为上海市汽车制造业发展的绝对核心，浦东北部为副发展核心，奉贤区则主要布局智能新能源汽车。未来，上海将重点发展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整车及零部件等制造领域，延伸发展智慧出行、汽车金融等服务领域。
（十）现代金融业
被称为“魔都”的上海已经形成了境内外广泛参与的金融机构体系，2024年末各类持牌金融机构有1782家，其中，外资金融机构有555家，占31%。外资控股证券公司、外资独资保险公司、外资独资寿险公司、外资控股合资理财公司等率先“落沪”，上海的公募、私募、保险资管等资产管理机构的布局也居全国前列。同时，上海设立了全国第一家金融法院，出台了全国首部地方综合性信用条例，集聚了一大批金融专业服务机构，金融营商环境和法治环境持续优化。上海形成了集聚股票、债券、货币、外汇、商品期货、金融期货、黄金、保险、票据、信托等门类齐全的金融市场，汇集了众多金融产品登记、托管、结算、清算等金融基础设施，推出了一系列重要金融产品，市场要素齐全，技术手段先进，为金融资产发行、交易、定价和风险管理等提供了坚实保障。上海基本建成了与我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
三、上海市绿色金融发展成就
近几年，在外围环境和内生驱动的双重作用下，上海市高度重视绿色金融相关工作，借助金融资源高地、金融人才聚集等优势，在制度建设方面频繁发力，业务市场成绩斐然。根据绿色金融市场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绿色保险、环境权益交易、绿色租赁、绿色证券等业务板块统计，截至2023年年底，上海市绿色金融业务规模超过2万亿元，约占全国绿色金融业务总规模的10%。从市场结构看，排名前三位的绿色贷款（68%）、绿色租赁（17%）和绿色债券（7%）的市场份额占全市绿色金融规模的92%。从体量上看，以碳交易、环境权益交易、绿色能源交易为主的绿色交易只占绿色金融业务的0.05%，和其他业务板块有数量级的差异[1]。
（一）绿色信贷规模稳健增长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的统计数据，上海市近五年来绿色贷款的余额年均增长速度超过18%，增速领跑其他各项贷款。截至2023年年底，辖区内银行业绿色信贷余额达1.03万亿元，占全市各项贷款余额的10%左右，占全国绿色贷款余额的5%左右。经历了“十四五”初期的迅猛增长期，“十四五”中后期，绿色贷款增速已经明显放缓，增速水平连续三年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二）绿色租赁发展迅猛
截至2023年年底，全国绿色租赁资产规模约7000亿元，其中上海市以3500亿元的规模占全国的一半，持续保持领先地位。为了积极支持科创和绿色租赁，上海市专门成立了上海融资租赁资产流转中心，发布了全国首个绿色租赁指数—“中国绿色租赁发展陆家嘴指数”。该指数显示，2023年上海市绿色租赁发展指数为111.04，绿色租赁营业收入增长36.90%，业务余额和融资渠道余额增长22.49%，反映出绿色租赁企业在资源投入后收益逐渐显现。上海市的绿色租赁行业正成为推动绿色产业发展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三）绿色债券发行量过境量大
根据WIND（万德数据库）数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作为全国债券主要上市地点之一，占据了交易所绿色债券发行的主要位置。2023年，上海证券交易所绿色债券发行规模占全国所有交易所发行绿债规模的77.58%，上海市整体发行规模达1257亿元，在全国绿色债券发行规模负增长的形势下，仍保持了38%的增长率，其中上海本地发行人发行贴标绿色债券79只，规模达856.8亿元。总体来看，虽然上海绿色债券发行规模和发行数量均排在全国前列，但是一直落后于北京、广东。对比发现，上海绿色债券的年度发行规模不到北京的一半，且多以大型国有企业为发债方。
（四）证券市场绿色创新手段多元
上海证券交易所承担全国的证券交易载体功能，开展了绿色指数产品创新，在绿色产业股权融资、绿色投资基金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成为我国首个加入联合国可持续证券交易所倡议的证券交易所。近年来，其先后获选亚洲金融合作协会绿色金融合作委员会副主任单位、世界交易所联合会可持续发展工作组副主席职位等。截至2024年年底，上海证券交易所有绿色资产支持证券246只，托管资金规模为93亿元；发行绿色ETF33只，资金规模达175.16亿元；发布绿色指数112只。
（五）重要绿色金融机构落户上海
2020年7月，由财政部、生态环境部、上海市共同发起设立的国家绿色发展基金正式落户上海，首期募资规模为885亿元，重点投资污染治理、生态修复和国土空间绿化、能源资源节约利用、绿色交通和清洁能源等领域。同时，上海市也扶持了若干绿色环保相关的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如上海唯一一只环保主题的公募基金—九段沙生态气候保护基金会、私募基金—上海蚂蚁森林生态绿色发展基金会等。
（六）绿色权益交易市场稳步推进
自2021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式启动以来，上海市承担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系统账户开立和运行维护等具体工作。截至2024年年底，碳排放权交易系统平稳运行，碳排放配额累计成交量约为6.3亿t，累计成交额约为430亿元。自2013年启动运行以来，上海碳市场连续11年实现100%履约，现货产品累计成交2.27亿t，累计交易额超36亿元，国家核证自愿减排成交量（CCER）稳居全国第一。
（七）绿色金融市场规模不断扩大
2024年，上海建立绿色金融服务平台，优化信息服务、金融供给、产业识别、项目服务、智能分析和预警五大功能，绿色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绿色金融在金融市场的比例持续提升，规模不断扩大。截至2024年末，上海市绿色贷款余额超1.4万亿元，同比增速超20%。2024年，企业在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分别发行绿色债券35只和24只，发行规模分别为271.9亿元和349.6亿元[2][3]。
（八）绿色金融产品服务持续创新
鼓励金融机构开展绿色金融业务合作，丰富绿色金融应用场景。如，上海银行推出“电碳惠企贷”产品，联合上海市融资担保中心、绿色低碳服务构共同搭建“绿色评价＋政策担保＋场景金融”三方合作机制，通过识别能源电力供应链上的绿色降碳场景，为符合贷款要求的中小微企业提供优惠的绿色贷款。上海农商银行与上海吉祥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发放全行首笔航空运输业转型金融贷款，金额达到1.45亿元。该行将贷款利率与转型发展绩效目标（SPT）进行挂钩，以“客运航空机队吨公里CO2排放”为核心降碳指标。
四、上海市发展难点概述
（一）住宅有效供给不足
上海新建住房与城市轨道交通规划、产业发展规划、基础设施规划匹配度不足，部分远郊区新房去化速度很慢，难以缓解实际住房问题。同时，住房的房型、面积也与结构性需求不匹配，尤其是日益崛起的改善性需求很容易进一步推高房价。
（二）碳金融市场全球化仍有差距
随着2021年全国碳市场的正式运营，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碳市场。上海在金融监管、科技、人才和投资管理等方面在全国具有显著优势，为碳金融及其衍生品的发展和创新奠定了坚实基础。但同时，上海建立全球碳金融中心与全球发达市场仍然存在着较大差距。我国的环境信息披露机制无论是披露方法、披露内容还是强制程度，都与国外环境信息披露机制存在较大差距，上海建立全球碳金融中心也面临诸多挑战。一是MRV体系不完善，具体执行方法和流程有待提升。二是碳交易配额总量控制有待收紧。配额总量的多寡决定了配额的稀缺性，也影响碳价的高低。较宽松的总量设置，导致碳交易活跃度不足，使碳价较低。2020年上海配额现货交易平均成交价为40.31元/吨，与欧洲碳市场接近40欧元/吨的价格存在较大差距。三是碳交易配额分配机制不完善。2020年8月，上海碳市场进行了首次配额拍卖发放，总量200万吨。较低的有偿分配比例，难以吸引更多主体参与碳交易。2020年，上海碳交易市场主体共197家，其中投资机构和纳管企业分别为79家和118家，交易量分别占2020年度总成交量的76.86%和19.11%。
四是上海碳金融产品单一，以现货交易为主
虽然上海近年来在碳交易产品方面有所创新，也进行了碳配额远期产品交易的探索，但累计交易量相对较少。
而碳远期等碳金融衍生品的推出,在提高碳市场交易活跃度、增强市场流动性、平抑价格波动等方面都有重要意义。
（三）缺乏协同掣肘绿色金融辐射
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应发挥金融机构多元、科创能力领先、人才资源集中等优势，辐射区域绿色金融发展，为长三角一体化贡献上海金融力量。然而长三角区域在绿色金融发展上存在诸多挑战，主要表现为缺乏顶层设计、区域一体化程度较低、城市间定位差异较大等方面。具体而言，上海绿色金融发展整体呈现稳步上升态势，全国碳交易市场的正式运行也为上海碳金融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上海银行业对绿色信贷风险监管卓有成效，但仍需提升低碳节能企业的投融资水平。
（四）绿色金融科技亟需加大支持
新加坡、中国香港、东京等亚洲金融中心为了鼓励绿色金融发展，都建立了政府贴息、风险共担、再贷款倾斜等激励机制[4]。
相较而言，虽然上海在城市信息化建设和智慧城市建设方面取得骄人成绩，但就科技发展与绿色金融融合领域，仍然面临诸多挑战
一是目前大数据在绿色金融领域的应用广度和深度还不够，实现真正的智能辅助绿色金融仍有较大空间。例如，在绿色基金领域，由于数据体量的不够广泛影响了实际收益。二是虽然区块链在上海热度很高，但是被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直接应用的成熟场景并不多。这可能也与我国证券业务主要在场内交易和结算有关，而真正与区块链技术相关的场外交易，在我国并未完全发展起来。
。三是技术滞后掣肘金融科技推动绿色金融发展。虽然以人工智能和区块链为主的金融科技可有效解决绿色金融发展过程中信息不对称及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使传统上无法内生化的外部因素实现可计量、可定价，为促进绿色金融发展提供了科技动力，但是交易数据的安全性、信息传输效率、买卖双方交易信息匹配等问题，也亟需运用新技术进一步改善和提高。例如，就目前区块链技术而言，如果将其应用到绿色金融中，则需每一笔交易对各个阶段的所有节点进行验证，而目前的技术使得验证一次交易需要的时间较长，运行效率不高。
四是法律监管框架的滞后，使得金融行业人工智能面临数据泄露、合法性不确定等风险。
（五）绿色金融标准体系有待完善
纽约、伦敦等国际金融中心城市普遍重视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建设，从绿色项目的分类识别到绿色绩效核算均建立了细致的标准规范，普遍采用国际通用的信息披露框架。相较而言，上海金融活动相关绿色评价标准不全，缺乏针对本地产业特点的绿色项目细分标准，尚未建立覆盖项目全生命周期的环境效益量化指标。出台的标准操作性不强。在前置审查类标准方面，目前国家和上海的绿色金融标准多以宏观政策、原则性文件为主，缺乏具体执行细则，使得政策在实际操作中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在第三方认证标准方面缺乏统一规范[5]。配套政策不完善，不同部门、机构对绿色金融信息的定义、分类和统计口径存在差异。
（六）金融产品创新度仍待加强
目前，绿色信贷仍是绿色金融的主要形式，而绿色租赁、绿色ABS等创新型金融工具发展缓慢。同时，银行提供的信贷产品又集中在“专精特新贷”“科创贷”“技改专项贷”等方面，应用场景较为单一，无法满足企业多样化的融资需求。对于一些中小企业和新兴绿色产业来说，由于缺乏合适的金融工具支持，依然存在融资难和融资贵等问题。
（七）绿色金融专业服务机构和人才缺乏
绿色金融专业服务机构数量较少，服务能力有限，且这些机构在绿色项目评估、环境风险分析、绿色金融产品管理等方面缺乏专业的技术和经验，短时间较难满足市场需求。绿色金融对于人才的专业素养和综合能力要求较高，涉及金融、环境、法律等多领域，而高校和职业教育体系中相关的专业设置较少，人才培养体系不完善，导致市场上绿色金融的专业人才供给不足。
（八）绿色金融公共服务配套不充分
国内多个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都建立了服务于绿色金融专营业务的服务平台，开展绿色信息交互，支持绿色项目产融对接。部分地区运用“绿色＋科技”技术工具，降低投融资主体获取绿色信息和开展绿色评价的成本。相较而言，上海市缺乏绿色金融信息归集服务体系，涉及绿色金融业务的各部门、机构间的数据在互通共享方面仍存在大量阻碍。对于市场主体来说，因缺乏专业的信息归集服务平台，难以对绿色金融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和分析；对监管部门来说，因为无法及时、全面地掌握绿色金融业务数据，难以对绿色项目资金流向、企业环境风险等进行有效监控。绿色项目信息较为分散，开发和落实绿色金融产品的成本较高。
五、总体解决思路
本研究应用绿色金融引导区域协同发展新理论，对于上海市进一步发展面临的主要困难，提出以下解决思路：
（一）绿色金融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上海市需要抓住生态文明建设和城市规划政策出台带来的新机遇，推动产业结构的多元化和转型升级，培育新的支柱产业。
（二）绿色金融推动经济与环境协同发展
优良的生态环境是支撑上海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也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和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若要破解产业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难题，绿色金融是行之有效的主要抓手。
（三）完善顶层设计，建立部门联动的工作机制
推进完善绿色金融领域的立法和司法，率先出台上海市绿色金融发展条例，将各部门主体职责明确列入法律规范。构建跨部门的协调机制，对申请绿色金融支持的项目进行严格审核，借鉴碳市场第三方核查机制，引入绿色金融第三方评估认证机制，防范“洗绿”和“漂绿”风险。推动绿色数据融合与共享。强化环境信息披露刚性约束，对“漂绿”或虚假披露行为实施处罚。
（四）突出规范发展，推进标准体系和信息披露体系建设
建立严格的绿色金融标准与认证体系，制定统一的量化评估标准，明确碳排放、能源节约等核心指标的测算方法与信息披露模板[6]。出台绿色金融细分领域标准，充分考虑各领域特点和风险特征，在准入门槛、风险管理、信息披露等方面提出差异化要求。同时，加强不同领域标准之间的衔接，保证标准的一致性与协同性。推动经济全面绿色高质量发展，对于新兴技术项目，定期更新上海绿色技术目录、上海绿色项目库，及时纳入符合绿色标准的新兴技术、项目。对于传统技术、项目，完善转型金融发展的激励机制，引导资金流向高碳行业低碳转型项目。
（五）结合本地特色，加大绿色金融产品服务创新力度
引导金融机构创新开发绿色金融产品，将企业碳减排量、能源消耗等环境指标与信贷条件挂钩。结合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手段，量化评估企业绿色表现，给予利率优惠、额度倾斜等信贷支持。结合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实际需求，提供个性化、专业化金融服务[7]。以航运业为例，与联动航运中心建设紧密结合，推出航运碳期货，加快航运业绿色转型步伐。针对新能源产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建立政府增信的新能源REITs专项担保基金等，拓宽融资渠道，助力新能源项目落地实施。
（六）发挥金融资源优势，打造绿色金融人才高地
开展系统化、专业化的教育和培训。利用上海环境能源交易、试点碳市场、国家绿色发展基金等资源优势，开展绿色金融相关教育和培训，培养一批既懂金融知识又熟悉节能降碳、碳市场交易规则的复合型人才，为碳金融产品的设计、定价、交易以及风险管理等领域输送人才。鼓励高校设立绿色金融、碳金融等微专业，开设针对性强、实用性高的课程，如绿色信贷与投资、绿色金融风险评估等，深入了解绿色金融的实际运作，为未来职业发展打下基础。
六、上海市低碳协同发展SWOT分析
（一）优势分析（S-Strength）
- 1、长三角经济龙头地位
上海地处中国东部、长江入海口，是长江三角洲世界级城市群的核心城市，也是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上海经济从2012-2024年一直保持经济快速发展，GDP数值稳步增长，呈较快上升趋势，近十年实现GDP总量翻二番，在长三角城市群中处于当之无愧的老大位置，起到了龙头引领作用，也为上海自身的低碳协同发展打下了良好的经济基础。 - 2、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
近十年来，上海不断调整产业结构。第一产业产值波动变化，总体上呈下降趋势；第二产业产值平稳增长，占比则平稳下降；第三产业产值和占比均保持稳步增长，总体呈上升态势。第三产业占比的稳步增长对于推动上海低碳经济发展意义重大，有利于打造以低耗能、低污染、低排放为特征的知识型经济模式。 - 3、深化创新、驱动发展
近年来，上海不断发挥改革前沿、要素汇聚的综合优势,以创新发展为引领,率先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蓬勃发展。主动革新理念、放松管制,鼓励多元探索,积极营造“四宽”的发展环境,即宽广的视野、宽松的管制、宽容的氛围、宽心的体制和机制。同时,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动能转化、坚持管理创新、坚持市场驱动、坚持协同推进；致力集聚创新资源，吸引创新人才，建立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体系，成为全球创新网络中的重要枢纽和主要科技策源地之一。上海的全面创新，可以辐射长三角其他城市、逐步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
（二）劣势分析（W-Weakness）
1、中心区住宅供求矛盾突出
上海土地比较稀缺,住宅用地难求,供求矛盾比较明显。2025年上海市中心区商品住宅用地供应依旧紧张,黄浦区、徐汇区、静安区、虹口区、杨浦区住宅用地全部来自旧改供给,分别为5～10公顷、15～20公顷、10公顷、5～10公顷、20～25公顷;静安区除了来自旧改的5公顷住宅用地外,还有10公顷商品住房用地。
2、能源供应保障能力不足
一是电力供应仍存在薄弱环节。大规模、长距离、集中输送的直流外来电带来了较大的调峰压力，城市中心仍有老旧输变电设施，部分区域电网仍较为薄弱。30万千瓦及以下老旧煤机效率低、煤耗高，需加快转型升级。二是天然气产供储销体系需加快完善。天然气储备能力有待提高，洋山LNG外输面临单一通道风险。原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较高的能源安全短板将长期存在。三是可再生能源面临资源不足等发展瓶颈。大型可再生能源发电可供开发场址较为有限，分布式光伏发展受到屋顶资源、产权共有等因素制约。四是成品油规划布局需继续优化调整。航空煤油保障体系需加快调整，机场航油储备能力需进一步加强。结合中心城区功能转型，油库布局有待优化调整。
3、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阶段性饱和
上海处于《长三角城市群发展规划》中的优化开发区域，即当前土地开发处于阶段性饱和阶段，如何有效解决和应对土地开发受限是上海当前发展必须面对的难题，也是低碳经济和绿色发展的转型契机。
（三）机会分析（O-Opportunity）
1、国家战略目标支持
在我国提出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目标的背景下，绿色发展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而绿色金融是促进可持续发展重要的、必要的保障，也是推进绿色发展的重要路径。因此，发展格局日益完善、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的金融市场及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共同构成了上海建成国际绿色金融枢纽的有力保障。
2、全球能源发展迎来动能转型期
清洁能源已成为全球能源转型大势所趋，这给上海新能源产业“走出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可再生能源将以更快速度发展。从需求侧看，用能需求再电气化、低碳化趋势明显，集成电路等新产业、5G和数据中心等新基建将成为推动上海能源需求增长的新动能。随着能源科技进步，储能和电动汽车的普及将进一步推动能源消费革命。从供给侧看，风电、光伏效率提升和成本降低，可再生能源将逐步平价上网，这将助推能源转型。
3、虹吸能力打造资源顶层高地
上海作为国家中心城市、超大城市，中国的经济、交通、科技、工业、金融、贸易、会展和航运中心，是长三角所有城市的领军者，资源虹吸能力强，长三角城市群区域内的各种资源都源源不断涌入上海，很多相关规划都围绕上海而展开。而长三角城市群区域又是我国经济实力最强的区域经济腹地，因此上海的可持续发展基础极为雄厚。很多世界级500强公司也将大中华区域总部设在上海，国内外资本和顶尖人才汇聚，形成了长三角城市群的资源顶层高地。
（四）威胁分析（T-Threaten）
1、疫情防控对各行各业造成冲击
之前的疫情防控对上海的消费、汽车、电子等重要行业产生较大冲击。疫情之下物流受阻，导致供应链的紧缺，汽车产业供给端面临压力，石油煤炭加工业原料端紧缺，下游面临停产影响而出现供需皆弱趋势
2、长三角其他大都市的竞争
长三角城市群里除了上海以外，还有杭州、南京、苏州、宁波等大都市，分别是所在的次区域小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引领了杭州都市圈、南京都市圈、苏州都市圈、宁波都市圈的发展。这些大都市与上海有合作也有竞争，但目前随着我国的本位主义行政管理制度的不断集约化发展，竞争慢慢更加激烈。上海作为现在长三角城市群的龙头老大，如何维护领头羊地位，同时做好资源辐射、并减少虹吸效应，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
（五）SWOT矩阵分析
七、近期低碳协同发展建议
目前上海面临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阶段性饱和，缺乏协同掣肘绿色金融辐射，疫情防控对各行各业造成冲击等问题。但上海作为国家中心城市，超大城市，中国的经济、交通、科技、工业、金融、贸易、会展和航运中心，是长江经济带的龙头城市，经济体量大，现代化程度高，长期以来第三产业高速发展，拉动着上海经济发展。所以近期发展整体应采用ST战略，具体建议阐述如下：
（一）构建协同创新格局，多元化发展分散风险
建设以上海为中心、宁杭合为支点、其他城市为节点的网络化创新体系。强化上海创新思想策源、知识创造、要素集散等功能，加快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重点提升原始创新和技术服务能力。多元化发展，不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分散风险。
（二）科学规划，推动非核心功能疏解，严格控制
中心城区人口规模，发展资源节约型经济
合理确定全市特别是中心城区人口规模调控目标，坚持政府引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推动以产业升级调整人口存量、以功能疏解调控人口增量。按照打造世界级城市群核心城市的要求，加快提升上海核心竞争力和综合服务功能，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发挥浦东新区引领作用，推动非核心功能疏解，优化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引导人口向郊区、重点小城镇和临沪城市合理分布。采取积分制等方式设置阶梯式落户通道调控落户规模和节奏。探索建立户籍人口有进有出、双向流动的新机制。大力发展资源节约型经济，破解土地资源瓶颈难题。
（三）发挥长三角城市群金融龙头作用，带动长三角整体协同发展
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应发挥金融机构多元、科创能力领先、人才资源集中等优势，牵头做好长三角地区的绿色金融规划和制度顶层设计，辐射区域经济整体协同发展，为长三角一体化贡献上海金融力量。充分发挥上海服务长江经济带的龙头城市和“一带一路”建设桥头堡的作用，推进与苏州、无锡、南通、宁波、嘉兴、舟山等周边城市协同发展，引领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提升服务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的落地效果。在城市群范围积极推广自贸试验区金融改革可复制试点经验。切实发挥长三角金融协调发展工作联席会议等平台的作用，加快推进金融信息、支付清算、票据流通、信用体系、外汇管理一体化，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强化金融监管合作和风险联防联控，合力打击区域内非法集资，建立金融风险联合处置机制。做实“信用长三角”合作机制，推动征信体系互联互通。
八、上海市绿色金融发展建议
上海是整个长三角城市群的核心城市，GDP超过3万亿元，是当之无愧的龙头老大，而且科技、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都处于领军地位。建议发挥上海的经济龙头优势，打造为长三角城市群的绿色金融中心，具体功能设计如下：
（一）绿色金融融资服务中心
上海拥有全国两大A股证券交易所之一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也是人民银行的分总部所在地，应该发挥金融优势，为绿色金融的融资提供全方位的系统服务，打造为长三角城市群所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的绿色金融融资服务中心。
- 1、绿色信贷
以绿色信贷为核心的绿色金融是我国绿色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通过绿色信贷支持绿色发展是经济新常态下稳增长、调结构的重要抓手。人民银行分总部要根据总行统一部署，通过开展上海地区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绿色信贷评价，将评价结果纳入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宏观审慎考核，以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绿色环保产业的信贷支持。上海地区各金融机构必须高度重视和密切配合。从总体上，要保持绿色信贷平稳增长态势，提高绿色贷款质量，确保风险可控。此外，各金融机构要认真执行国家绿色发展政策，不断完善绿色信贷统计制度、绿色信贷审批、风险管理、考核评价等机制。
践行绿色信贷，无论是对社会经济发展，还是对金融机构自身，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上海各金融机构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绿色发展理念，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从战略高度推进绿色信贷；建立绿色信贷长效机制，优化绿色资产配置，增强绿色金融创新动力和环境风险管理能力；加强绿色信贷宣传，提高公众认知度，推动金融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的绿色转型，助力上海经济可持续发展。 - 2、绿色债券。
扩大绿色债券发行规模，完善绿色债券制度建设。随着越来越多国家将碳中和作为长期愿景，未来绿色金融将有更大发展空间，绿色债券作为绿色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畅通企业绿色融资渠道，引导更多社会资本投向绿色低碳领域，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议上海发挥上海龙头带动的核心作用和区域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进一步加大长三角绿色债券市场发展力度，从绿债标准、强化信披、规范机制、加大激励等方面采取措施，推动长三角地区绿色债券市场高标准、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持疫后长三角绿色复苏和低碳转型，助推长三角“30·60目标”实现。 - 3、绿色基金。
上海应支持国家绿色发展基金等在沪各类绿色股权投资基金，聚焦长三角环境保护、污染防治、能源资源节约利用、绿色建筑、绿色交通、绿色制造等重点领域开展绿色投资。依托政府引导基金或者产业投资基金，通过政府和社会共同出资的方式，支持绿色产业发展。政府出资产生的超额收益部分可以按照一定比例，让利给社会出资人。同时，支持私募股权基金、创业投资基金等加大对长三角绿色企业、绿色项目、绿色技术等的投入。
（二）绿色金融评估认证中心
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城市，可以发挥信息和技术优势。依托知识图谱完善相关企业的绿色画像，运用区块链技术记载绿色金融产品的标识变化和流转记录，打造长三角城市群绿色金融评估认证中心。
- 1、加强对接，打造绿色项目库“长三角样本”。对实施绿色项目的主体进行持续跟踪、动态调整，对已申报的绿色项目提交第三方机构进行评估认证，经评审后公开入库，保证信息上下
- 2、研究制定长三角互认互通的绿色金融产品服务标准体系。借助上海金融中心优势，培育专业能力高、国际影响力大的第三方绿色认证机构，出具独立的“长三角绿色认证报告”，有效评价项目绿色效益，吸引更多投资者进入市场。
（三）绿色金融创新研发中心
上海应当支持金融机构等市场主体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基础上开展产品业务创新。建立绿色金融发展工作协调机制，推动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打造上海绿色金融创新研发中心，促进长三角区域经济社会绿色发展。
- 加大区块链在绿色金融领域的技术创新。上海应积极支持区块链技术的发展和创新，充分利用大数据、区块链等新兴技术的优势，为绿色金融投资决策和投后管理、交易定价、信息披露等提供支持。例如，就碳金融领域而言，区块链作为一种新兴的分布式账本技术，其去中心化、公开透明等特点，有望成为解决碳交易市场数据问题的新突破口。通过“区块链”对绿色资金使用全过程进行监督和审计，提高资金使用透明度，以确保绿色债券等绿色金融项目的资金确实流向绿色产业，杜绝“漂绿”现象，探索打造“绿色金融+区块链”的具有长三角特色的金融综合服务平台。
- 增强绿色金融产品研发实力。增强绿色金融产品研发实力，合理布局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链，发挥区域融合联动优势，推动长三角绿色金融一体化发展。例如，对于绿色债券而言，可以考虑在场外建立面向长三角、乃至全国统一的区块链交易市场，以打破地域限制，提高融资效率。
- 探索建立企业与个人碳账户，形成碳积分。推进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融合，探索建立企业与个人碳账户。上海可以依托绿色金融数据服务专题库，与各类第三方机构开展数字化协作，探索建立企业碳账户和自然人（常住人口）碳账户，将企业碳排放表现信息和个人绿色低碳活动信息等纳入碳账户，形成碳积分。鼓励上海金融机构为碳积分高的企业和自然人，提供优惠的金融产品或者服务。同时，企业碳账户与自然人碳账户建立后，加强与长三角碳普惠相关平台的衔接。上海各区、各部门要提升上海碳普惠的影响力，定期组织碳普惠机制实施效果的评估与总结，及时解决建设及运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推广有益经验，充分发挥上海碳普惠机制的示范带动作用，通过城市间点对点的合作积极推进上海碳普惠机制向长三角及全国其他地区的拓展与延伸。
- 探索长三角绿色金融区域立法。尽管区域立法是介于国家立法和地方立法之间的一种规范性文件，目前并不符合我国《立法法》的规定，但是基于《长江保护法》(第一部流域立法)的成功颁布，长三角绿色金融立法的探索实践也将指日可待。
（四）绿色金融国际交流中心
依托金融开放枢纽门户地位，进一步深化绿色金融国际合作，提升上海绿色金融国际化水平。支持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为绿色项目提供投融资和技术服务，发挥新开发银行总部效应，推动绿色金融国际合作项目在上海落地，同时，发挥上海自贸区、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跨境资金流动先行先试优势，为绿色企业提供更便利的跨境投融资服务。加强与国际金融组织在绿色金融领域的合作，促进绿色金融国际交流，建立绿色金融合作机制，积极推动气候投融资国际合作。支持上海金融市场、金融基础设施、金融机构积极参与国内及国际绿色金融标准研究和制定。进一步提升上海在绿色金融合作中的国际竞争力，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交流中心建设，增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以国际合作提升国内大循环的效率和水平。
图2：上海绿色金融核心区功能一览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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