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测COVID-19对澳大利亚的影响

摘要

本文深入探讨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对澳大利亚教育产业的影响，重点聚焦高等教育领域。由于澳大利亚高校的收入结构高度依赖国际学生学费，这些院校在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冲击中首当其冲。本研究通过分析疫情期间国际学生赴澳求学人数的显著下降，系统评估了疫情对澳大利亚高校整体收入和就业市场造成的连锁反应。基于澳大利亚政府教育、技能与就业部（DESE）发布的数据，我们运用线性回归模型预测了疫情对高校总收入、国际学生注册人数及全日制等效岗位（FTE）数量的影响。研究结果为政策制定者和高校管理者提供了重要启示：亟需通过多元化收入来源来降低澳大利亚高校面临的风险敞口。

关键词：COVID-19、教育、澳大利亚大学、收入、国际学生入学、全职等效就业

导言
澳大利亚教育产业的第三产业被迫迅速应对新冠疫情的爆发，这反过来使其面临新的财务风险，并暴露了其对国际市场的过度依赖。特别是澳大利亚大学，由于严重依赖国际学生的学费收入（其中许多学生目前无法前往澳大利亚），预计到2023年将面临高达190亿澳元的收入损失（Hurley与Van Dyke，2020）。这一情况反映在国际学生注册人数从4,608,520人骤降至2020年3月的626,052人（澳大利亚教育部，2020b）。因此，新冠疫情的直接影响已对澳大利亚大学产生冲击，并可能根据现行国际旅行限制措施的持续时间导致长期亏损。此外，澳大利亚大学作为国家未来生产性人力资本的重要来源，在后疫情时代所需的广泛经济复苏背景下，该领域具有特殊重要性。2019年，国际教育是澳大利亚第四大出口产业，为经济贡献了404亿澳元（Ross，2020）。由此可见，大学不仅是澳大利亚当前经济命脉，更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关键支柱，这充分说明需要深入研究新冠疫情的潜在影响。
现有研究记录了澳大利亚大学部门在治理问题方面面临的挑战，以及对国际学生的依赖（豪斯，2018年；古德温，2018年）。此外，近期文献详细阐述了新冠疫情的最初爆发以及政府的应对措施，特别关注了各国在遏制病毒方面的不同应对措施和策略（德尔·里奥和马拉尼，2020年；达克特和斯托巴特，2020年）。然而，目前仅有有限的研究和模型（如赫尔利和范戴克，2020年）详细说明了新冠疫情对澳大利亚大学总收入和国际学生入学人数的影响。此外，澳大利亚大学首席执行官卡特里奥娜·杰克逊发表声明指出，目前对大学就业影响的估计范围有限，她表示：“各大学估计，未来六个月将有超过2.1万个工作岗位面临风险，之后还会更多”（澳大利亚大学协会，2020a）。因此，在研究新冠疫情对澳大利亚大学总收入、就业和国际学生入学人数的影响方面存在研究空白。

本研究旨在评估新冠疫情对澳大利亚大学总收入、澳大利亚大学国际学生入学人数以及澳大利亚大学提供的全时当量职位数量所造成的变化。2016年至2018年公布的过往数据使我们能够生成这些变量之间的相关矩阵。之所以使用这些数据，是因为它们是澳大利亚教育部在新冠疫情影响之前针对澳大利亚大学总收入和澳大利亚大学全时当量工作岗位总数这些变量所公布的最新数据。然后，我们利用2020年澳大利亚大学当前国际学生的实际入学人数，来估算新冠疫情将对澳大利亚大学总收入和全时当量工作岗位产生的预期影响。因此，这项调查为学者、政策制定者和大学决策者提供了战略远见，使他们能够洞察新冠疫情可能给澳大利亚大学领域带来的潜在变化。
由于本研究的主要重点是评估新冠疫情（COVID - 19）的影响，因此首先有必要简要回顾一下澳大利亚新冠病毒的情况。其次，对澳大利亚教育产业的战略重要性进行概述，有助于了解澳大利亚大学当前的治理和商业模式。这进而为确定澳大利亚大学最有可能受新冠疫情影响的“压力点”提供了依据。
文献综述与假设：
新冠疫情的传播。因此，目前在与健康相关的风险（这些风险在很大程度上被优先考虑）和大幅增加的经济风险之间存在权衡（赫德加德和霍德里克，2016年；张和麦卡利尔，2020年；怀特，2020年）。这让澳大利亚所有行业，包括教育行业，尤其是大学领域面临更高的风险，由于政府实施的封锁措施，经济增长出现萎缩（文、凌和李，2020年；经合组织，2020年）。经济活动的持续停滞可能会导致澳大利亚短期内经济增长下降22%，在严格的防控措施实施期间，国内生产总值每月将以2%的速度下降（基奥，2020年；经合组织，2020年）。因此，应该关注像教育这样有潜力推动澳大利亚从新冠疫情中实现经济复苏的行业。特别是大学，鉴于其在培养澳大利亚当前和未来富有生产力的人力资本方面所起的作用，它们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先前的研究已明确表明澳大利亚大学与较高的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关联（德勤经济咨询公司，2015 年）。国际学生入学人数的增长也推动了教育产业的发展，使其在 2019 年成为澳大利亚的第四大出口产业（罗斯，2020 年）。教育带来的益处不仅体现在国家层面，在家庭层面也十分明显，较高的教育程度与诸多个人优势相关，包括更高的终身收入（查普曼和隆凯，2015 年）。近期，有研究指出，大学在加速澳大利亚从新冠疫情中实现经济复苏的过程中必须发挥明确作用（马约维茨，2020 年；澳大利亚八校联盟，2020 年）。特别是，对澳大利亚大学的持续投资在未来增加税收收入和促进整体经济活动方面起着关键作用（德勤经济咨询公司，2015 年）。因此，新冠疫情给澳大利亚大学带来的挑战，其经济影响远远超出了教育行业的财务健康状况。

澳大利亚及全球各地的大学都不得不快速调整课程内容和教学方式，以适应因新冠疫情导致的社交距离要求和经济停摆（沃特迈尔、克里克、奈特与古道尔，2020；费尔南德斯与肖，
（2020年；阿劳约、德利马、西达德、诺布雷和内托，2020年）。向在线学习和其他远程学习项目的转变，已被认为给大学教职员工和现有的技术基础设施都带来了巨大压力（霍尔登和韦莱蒂亚诺斯，2020年）。随着为减缓新冠疫情传播而实施的国际旅行禁令，国际学生的问题也随之出现。就澳大利亚的大学而言，旅行限制阻碍了超过10万名来自中国的国际学生开启2020学年（戴利和麦基，2020年）。事实上，贾亚苏里亚（2020年）指出，新冠疫情造成的经济放缓，暴露了澳大利亚大学对国际学生学费的依赖，而且鉴于目前的海外旅行禁令，这给它们未来的收入基础带来了重大挑战。我们认为，对国际学生的这种依赖，成为了澳大利亚大学的一个压力点，使其直接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并增加了风险。
由于与国际市场有明显的接触，澳大利亚的大学治理在应对外部冲击方面承担着更为重要的角色。促成现代企业型大学诞生的结构性变革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澳大利亚大学的去监管化和资金削减（皮奇，2019年；豪斯，2018年）。贾亚苏里亚（2020年）指出，通过高等教育缴费计划（HECS）实现国内学生学费私有化，以及对国际学生入学的高度依赖，使得澳大利亚大学目前的处境十分危险。2020年，澳大利亚58%的国际学生来自五个国家，其中中国是最大的生源国，占比达27%（澳大利亚政府教育、技能与就业部，2020年）。因此，古德温（2018年）在对新南威尔士州大学的审计中得出结论，鉴于国际学生的课程总学费收入比国内学生高出54.5%，对国际学生，尤其是中国学生的依赖令人担忧。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对大学的资金投入呈下降趋势，这加剧了大学对海外学生的依赖，因为作为大学主要政府资金来源的联邦拨款计划（CGS）的资金上限被设定在2017年的水平（澳大利亚大学协会，2020b）。因此，各大学变得更加务实，像企业实体一样，将国际市场作为主要增长来源（卢姆斯、麦卡锡和欧文斯，2019年）。由于新冠疫情影响了国际学生返回澳大利亚继续学业的能力，这对澳大利亚大学的财务韧性产生了严重影响。

我们的研究旨在厘清在新冠疫情背景下，国际学生入学人数与澳大利亚大学总收入之间的关系。澳大利亚大部分国际学生来自五个国家，因此任何外部冲击，更不用说像新冠疫情这样规模的冲击，都会对澳大利亚的大学造成不利影响（澳大利亚教育部，2020 年）。此外，国际学生入学人数一直是澳大利亚大学收入增长的关键驱动力，这表明新冠疫情对该领域的影响将十分严重。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新冠疫情对澳大利亚大学的总收入产生负面影响。
假设 2：新冠疫情对澳大利亚大学的国际学生入学人数产生负面影响。
就业形势的变化源于澳大利亚高校整体收入和学生人数的调整。新冠疫情导致的工作安排变化已有充分记录——员工普遍居家办公并享有弹性工作时间（斯珀克与斯特劳布，2020；霍奇森等人，2020）。2020年3月，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推出名为“就业保障计划”的工资补贴政策，通过营业额下降测试的企业可将税务局发放的双周津贴转给符合条件的员工（澳大利亚联邦立法公报，2020）。高校普遍采用短期或固定合同的做法，让符合就业保障计划资格要求（需在现职单位工作满十二个月）的教职员工倍感压力（哈里斯、史密瑟斯与斯皮纳，2020）。此外，新冠疫情导致公共和私人资金双双缩水，学术研究产出预计将遭受重创（拉金斯等人，2020）。与国际学生招生状况类似，新冠疫情暴露了澳大利亚高校就业体系长期存在的不稳定特征（布罗本特与斯特拉坎，2016）。尽管已有大量关于澳大利亚高校员工工作保障与压力水平的研究（如朗福德，2010），但本研究未涉及该领域。我们的重点仍然是COVID-19对澳大利亚大学总收入、国际学生入学率和就业的影响。

随着学术研究资金水平的下降以及国际学生重返澳大利亚求学的机会减少，澳大利亚高校的就业形势可能面临严峻挑战。因此，我们将澳大利亚高校的全职等效岗位数量视为另一个受新冠疫情影响显著的压力点。基于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COVID-19对澳大利亚大学的全职岗位数量产生负面影响。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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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使用澳大利亚教育部（DESE）公布的数据对假设进行了检验。澳大利亚教育部（2020a）的存在是为了促进所有澳大利亚人获得优质教育、技能和就业机会，它有众多战略目标，其中包括建立一个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高等教育体系。我们从澳大利亚教育部2016 - 2018年的年度《财务报告》（DESE，2016a、2017a、2018a）中获取了澳大利亚大学总收入的数据。这些报告汇编了澳大利亚各大学截至每年12月31日的财务报告信息，即财务状况表、业绩表和现金流量表。在撰写本文时，2019年的《财务报告》尚未发布，因此我们使用了可获取的最新数据纳入研究。国际学生入学数据来自澳大利亚教育部（2020b）的国际学生数据集，采用了2016年、2017年、2018年和2020年3月的入学数据，这是撰写本文时最新更新的统计数据。关于澳大利亚大学的全时当量（FTE）就业数据，我们从澳大利亚教育部2016 - 2018年发布的《员工数据》统计资料中获取（DESE，2016b、2017b、2018b）。该数据包含了澳大利亚各大学截至每年12月8日的全时当量员工数量。同样，在撰写本文时，这些是可用于我们研究的最新统计数据。从澳大利亚教育部公布的数据中获取所有变量数据的主要优势在于使用了来自可靠且信誉良好来源的数据。此外，使用由一个机构报告和整合的数据可确保各变量测量的一致性，因此不会影响我们研究的有效性。
本研究采用因果研究设计，以评估澳大利亚大学的总收入、国际学生入学人数以及澳大利亚大学提供的全职等效就业岗位数量之间的关系。本研究采用的分析技术包括相关分析和线性回归分析，以评估所研究变量之间的关系。估计相关矩阵是为了检查多重共线性的可能性，而回归模型则用于估计新冠疫情如何影响澳大利亚大学的总收入以及其他辅助变量。通过使用2020年3月公布的国际学生入学人数数据，我们能够根据对2016年至2018年期间各变量关系的分析，预测2020年澳大利亚大学总收入和全职等效就业岗位的相应数值。这使我们能够评估新冠疫情对2020年所研究变量的影响。虽然纳入2019年的数据会使我们的分析更加准确，但在撰写本文时，这些数据尚未获取。此外，2019年的数据不会反映出新冠疫情造成的任何变化，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分析结果。因变量：
我们使用澳大利亚大学的总收入作为因变量，来衡量新冠疫情的影响。这里，澳大利亚大学的总收入是指在给定年份里，每所澳大利亚大学在国内的收入累计总和。因此，我们希望观察澳大利亚大学总收入随时间发生的变化。我们特别关注教育部、技能与就业部（DESE）公布的2018年澳大利亚大学总收入的最新数据，与我们对该变量的预测值之间的差异，因为这将显示出新冠疫情所带来的任何变化。

自变量:
本研究的两个自变量分别是澳大利亚大学的国际学生入学人数，以及澳大利亚大学的全时当量（FTE）就业岗位数量。我们选用这些自变量，是因为我们认为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它们将对澳大利亚大学的总收入产生最大影响。国际学生入学人数的计算方式为，统计在澳大利亚出生于澳大利亚以外国家且目前持有学生签证、全额缴纳学费的大学生数量。澳大利亚大学的全时当量就业岗位数量是指在特定年份里，澳大利亚所有大学累计的相当于全职岗位的数量。这包括根据工作合同全职工作、非全时全职工作以及临时工的岗位。

结果：
根据表1中的数据，我们制作了一个相关矩阵，详见表2。表2显示，澳大利亚大学的总收入与澳大利亚大学的全时当量就业岗位数量之间存在线性关系。这一点可从这两个变量之间0.982的正相关系数得到印证。同样，我们发现澳大利亚大学的总收入与澳大利亚大学的国际学生入学人数之间存在正线性关系，表1中0.997的相关系数凸显了这一点。表2中的p值用于确定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因此可用于检验我们的假设。

表1：澳大利亚大学总收入、全时当量岗位数量以及国际学生入学数据

表 2：相关性分析结果

显著性水平 + p < 0.1；p<0.05;*p<0.01

基于我们的相关矩阵，我们使用线性回归模型来预测 2020 年三个变量的值，从而确定是否因新冠疫情而发生了变化。对于澳大利亚大学的总收入与澳大利亚大学全职等效（FTE）就业岗位之间的关系，我们使用以下回归模型：
收入 = -24382232698 + 434416.9397×就业岗位数 该模型表明，当澳大利亚大学的全职等效就业岗位数为零时，总收入将损失 243.82232698 亿美元。此外，每增加一个全职等效员工，澳大利亚大学的总收入将增加 434416.9397 美元。 对于澳大利亚大学的总收入与澳大利亚大学国际学生入学人数之间的关系，我们使用以下回归模型： 收入 = 18475579453 + 3698.602658×入学人数 该模型表明，如果澳大利亚大学的国际学生入学人数为零，澳大利亚大学的总收入将为 184.75579453 亿美元。
此外，该模型强调，澳大利亚大学每多招收一名国际学生，总收入将增加 3698.602658 美元。 我们利用澳大利亚教育部（DESE）公布的 2020 年国际学生入学人数数据，根据我们之前建立的线性关系，预测澳大利亚大学的总收入和全职等效就业岗位的相应值。2020 年澳大利亚大学的国际学生入学人数为 626052 人（澳大利亚教育部，2020b）。因此，我们进行了以下计算：
我们使用了澳大利亚教育部（DESE）公布的2020年国际学生入学人数数据，基于我们之前建立的线性关系，来预测澳大利亚大学的总营收以及澳大利亚大学的全时当量就业岗位的相应数值。2020年澳大利亚大学的国际学生入学人数为626,052人（澳大利亚教育部，2020b）。因此，我们进行了以下计算：
收入：
18475579453+3698.602658*(626,052)
=20791097044
就业
(20791097044+24382232698)/434416.9397
=103986.1148
根据上述计算结果，我们预测2020年澳大利亚大学总收入将达到207亿9109万7044澳元，全职等效岗位数将达103,986个（最接近整数）。这有力佐证了新冠疫情将对澳大利亚高校造成严重冲击的观点。如图表1所示，2018至2020年间澳大利亚大学总收入预计将减少129亿5081万2956澳元。鉴于大学收入高度依赖国际学生招生，我们认为图表1显示的收入大幅下滑主要归因于新冠疫情的影响，而非其他变量作用。这是因为当前国际学生数量锐减的主因正是新冠疫情，而该因素在澳大利亚高校国际生招生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因此，图表1的数据结果支持了第一假设。图表2汇总了澳大利亚教育与体育部（DESE）2020年发布的国际学生招生变化报告，数据显示国际生人数已出现下降
3,516,537在2018年至2020年期间，教育与技能部（DESE）将国际学生入学人数的大幅下降归因于当前的国际旅行禁令，这些禁令使得国际学生不愿在2020学年入读澳大利亚的大学。因此，这为假设2提供了支撑。图表3显示，我们预测2018年至2020年期间，澳大利亚大学将减少30,126个全时当量（FTE）职位。考虑到澳大利亚大学总收入与全时当量职位之间的关系，我们利用假设1的结果来解释图表3中所呈现的变化。由于新冠疫情，澳大利亚大学的总收入大幅下降，随之而来的影响是澳大利亚大学提供的全时当量职位数量大幅减少。因此，我们得出结论，2018年至2020年全时当量就业情况的变化可以由新冠疫情的影响来解释，这反过来又支持了假设3。

图表 1：新冠疫情对澳大利亚大学总收入的影响

图表2：新冠疫情对澳大利亚国际学生入学情况的影响 Universities

图表 3：新冠疫情对澳大利亚大学全时当量职位的影响

讨论：
本研究的开展源于当前对新冠疫情对澳大利亚教育行业影响的分析与评估存在局限性。在本研究中，我们详细阐述了新冠疫情对澳大利亚高校三大核心指标的影响——具体包括：全国高校招生总量、生源结构变化、以及师生流动情况等关键数据指标。
澳大利亚大学的大学收入、国际学生费用和全时当量就业岗位。在这方面，我们
控制了这些变量受新冠疫情的影响，从而突出表明它们确实是压力点，这些压力点显示了更广泛的高等教育系统的风险敞口。在当前新冠疫情的高度不确定性背景下，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与澳大利亚教育行业现状高度相关的可衡量结果。
本研究的实证结果证实了COVID-19已知的负面影响。先前的研究仅展示了COVID-19对国际学生注册等个体变量的影响（例如。赫尔利与范戴克（2020）的研究虽对疫情影响进行了初步分析，但我们的研究通过引入国际学生招生数据，并结合澳大利亚高校总收入和全职等效员工数（FTE）等变量，揭示了新冠疫情对这些变量关系的深远冲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我们预测2020年澳大利亚高校总收入将从2018年的337.419亿澳元锐减至207.91097亿澳元。面对高达129.508亿澳元的收入缺口，本研究揭示了高等教育行业面临的即时财务危机。尽管现有数据显示澳大利亚高校到2023年累计亏损达190亿澳元（赫尔利与范戴克，2020），但我们认为其中超120亿澳元可能在2020年就已显现。更关键的是，当前多数澳高校的商业模式过度依赖国际生收入，而新冠疫情不仅暴露了这一问题，更使其雪上加霜。这不仅延伸了关于高校抵御外部冲击能力的讨论，也对当前依赖国际市场创收的可持续性提出质疑。此外，本研究结果对
澳大利亚在国际上保持竞争力的能力反过来将影响其从新冠疫情中实现经济复苏的进程，这也会影响其教育出口

我们的研究表明，新冠疫情短期内对澳大利亚大学造成了严重影响，同时也值得思考这场疫情的长期影响。我们预计，2020 年澳大利亚大学的总收入、国际学生入学人数和全时当量就业人数将大幅下降，这意味着需要多年的努力才能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特别是，只要国际旅行限制仍然存在，国际学生入学人数可能仍会显著低于以往。事实上，澳大利亚教育、技能与就业部（DESE）2020 年发布的研究显示，截至 2020 年 4 月，国际学生延期入学人数达 53075 人，比 2019 年同期增加了 40725 人。因此，我们研究中进行的分析有助于理解各变量之间的影响和关系，也可用于解读像澳大利亚教育、技能与就业部发布的新研究结果的意义。此外，我们认为，国际学生入学人数的大幅下降不仅会给各大学的收入带来负面影响，而且在短期至中期内，也会给澳大利亚国际教育行业的整体表现带来问题。国际教育在 2019 年是澳大利亚第四大出口产业，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新冠疫情的影响将导致该行业的表现大幅下滑。正如我们的研究结果所示，澳大利亚大学的全时当量就业情况将受到收入减少和国际学生入学人数下降的重大影响。许多此类员工签订的是短期或固定期限合同，这使得他们尤其容易因新冠疫情而被裁员。此类裁员引发了人们对澳大利亚大学未来提供的高等教育质量以及对产出的影响的担忧。

我们的研究为澳大利亚的政策制定者和大学决策者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见解。通过展示澳大利亚大学总收入、国际学生入学人数以及澳大利亚大学全时当量就业人数的显著下降，我们得以量化新冠疫情的短期影响。特别是，鉴于全球经济存在高度不确定性，澳大利亚大学收入增长过度依赖国际学生入学人数这一问题令人深感担忧。这不仅使澳大利亚的就业岗位面临风险，还对澳大利亚的一项关键出口产业产生严重影响。因此，我们的研究为政策制定者和大学决策者提供了实时研究结果，展示了新冠疫情的潜在影响。由此可见，澳大利亚的大学乃至更广泛的教育领域显然将面临重大的财政挑战，需要谨慎应对以避免进一步的损失。

局限性与进一步研究：
基于统计分析对2020年澳大利亚高校总收入及全职等效岗位数量的预测，需要明确指出本研究的局限性。尽管这些预测使我们能够清晰呈现新冠疫情对国际学生招生、高校总收入及教职工就业的影响，但其应用价值仍存在限制。对于政策制定者和高校决策者而言，需注意这些预测值仅基于现有信息和文献数据所能达到的精度，未来实际数值可能与当前预测存在差异。此外，由于本研究完成于2020年6月，目前尚无法准确评估新冠疫情后各变量间的关联关系。若要获得更精准的长期影响分析，建议至少使用2020学年完整数据（理想情况下应包含2021年数据）来探究疫情对澳大利亚高校的深远影响。因此，我们建议进一步研究领域包括：新冠疫情对国内外学生招生总量的影响及其对科研经费的后续影响；同时探讨在其他行业产能受限的情况下，澳大利亚高校如何维持经济增长的现状。

结语
新冠疫情（COVID - 19）将严重影响澳大利亚的大学以及更广泛的教育行业。我们的研究调查了新冠疫情对三个关键变量的影响，即澳大利亚大学的总收入、在澳大学就读的国际学生入学人数，以及澳大利亚大学的全时当量就业岗位数量。通过使用相关性分析和回归分析，我们发现，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这三个关键变量在2020年将显著下降。更具体地说，我们利用澳大利亚教育部（DESE）报告的2020年626,052名国际学生入学数据预测，澳大利亚大学的总收入将损失129.50812956亿美元，同时澳大利亚大学的全时当量就业岗位数量将减少30,126个。因此，我们探讨了澳大利亚大学在新冠疫情影响下所面临的重大风险，并指出它们对收入的依赖情况。
国际学生入学人数是导致这种影响的关键原因。因此，我们的研究为日益增长的关于COVID-19影响的研究增添了新的视角，特别关注其对澳大利亚大学造成的负面影响。 致谢：作者衷心感谢邵学锋博士对本研究的大力支持，感谢他对本文的审阅和修改意见。
致谢：作者衷心感谢邵学锋博士对本研究的大力支持，感谢他对本文的审阅和修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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